20世紀初葉，走過了500年的鎮遠浮橋終于要和金城蘭州人告別了，僻居甘肅蘭州的一批官員壯志滿懷，欲建前人未竟之功--修建鐵橋，一時間議論紛起。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十九，時任陜甘總督的升允上書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報告說已經與德商泰來洋行在1906年9月11日簽訂了修建黃河鐵橋的合同。而此時，不但合同已簽，建橋所需要的料件也已在轉送蘭州的途中，升允的奏章顯然有些先斬后奏的意味。
按照晚清的文書運轉制度，官員欲辦某事，須先在自己的職責范圍內辦理到一定程度，如果證明不可行，則停止辦理;如確實可行，則上報上級機關或朝廷。如此看來，自認為"賦性迂謹，凡事未經辦妥，不敢遽以上讀宸聰"的升允，并非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是他對建造黃河鐵橋一事已有了十足的把握。
蘭州歷來是東西交通要沖，中原與西域往來的必經之途，穿城而過的黃河則是橫亙在蘭州這一交通樞紐之上的難以逾越的障礙，民間曾有"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鬼門關"的歌謠。從明洪武五年(1372年)起，宋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都曾因軍事需要在蘭州黃河段修建過浮橋，但都很快被拆或被毀了。直到洪武十八年，蘭州衛指揮僉事楊廉才在中山橋的位置上興建了著名的鎮遠橋。據明人徐蘭的《河橋記》記載，楊廉在黃河之上造大船28艘，以3艘備用，將25艘用繩鎖連接，船下以石鱉固定，船上加蓋木板、欄桿，并在橋南北兩岸各樹一根大鐵柱和六根木柱，以鐵鏈將浮橋固定。整座浮橋"隨波升降，帖若坦途"。此后500多年間，用以構筑浮橋的船數和用以固定的鐵柱與木柱數雖有變化，但鎮遠浮橋卻以其扼守要津的重要地位，被譽為"天下第一橋"。仍矗立在鐵橋南岸的將軍鐵柱正是鎮遠浮橋500年興衰史的唯一見證。
但是鎮遠浮橋并非堅固安全，遇到大洪水和冰棱，常常會發生橋毀人亡的慘劇。而且，冬季黃河封凍，浮橋必須拆除，車馬均由冰上通行。冬春之交冰將消未消之時，經常有人畜因冰裂落水而亡。春天冰融之后，又需重建浮橋，所費甚巨。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早在光緒初年，左宗棠任陜甘總督時，就有過修建鐵橋之議，但因為洋人出價太高而作罷。進入20世紀，走向末路的清廷開始實行新政，鼓勵洋務。
升允到任后不久，即于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設立了甘肅洋務總局，由蘭州道彭英甲兼洋務總局總辦。正是洋務的興起，為建設黃河鐵橋提供了歷史契機。升允敏銳地意識到"外人奇技巧思"正可以"宜民利用"，于是他決定借助外國的先進技術與設備來實施他的建橋計劃。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五月，德商天津泰來洋行經理喀佑斯正好游歷至甘肅，雙方一經接觸，立即達成了合作的意向，橋價十六萬五千兩，不足左宗棠時的三分之一。天時、地利、人和，一切冥冥中如有天助，僻居西部的蘭州注定要在20世紀初葉、在積貧積弱的中國完成一件驚世偉業。
1906年5月初，甘肅洋務總局彭英甲等與德國泰來洋行喀佑斯就包修蘭州黃河鐵橋一事擬定了初步的合作合同，代理蘭州府傅秉鑒隨即給升允上了一道條陳，請求對包修合同中的一些地方進行"考究"。升允看了條陳后，為表示慎重，同意與洋商就有關問題繼續進行磋商，但同時他也強調，"不宜偏執己見，故破成議。"為了解除傅秉鑒等人和中方的疑慮，喀佑斯決定請工程師進行實際勘測，合同因此暫緩訂立。很快，工程師的勘測結果出來了，德方認為"黃河水性，雖云湍急，若如所議章程架修鐵橋，甘愿保固八十年"。
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九月十一，甘肅洋務總局與德國泰來洋行正式簽訂黃河鐵橋包修合同，黃河鐵橋的各項建設籌備工作全面展開，但反對的聲音并沒有因此停止。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二，莊浪縣舉人牛獻珠致稟彭英甲，請求停修黃河鐵橋。他認為"以千年舊有之橋，易木為鐵，事少實際，徒飾美觀，甚非瘠省所宜有也"。他還列舉了修建黃河鐵橋在發生戰爭時的六大弊端。彭英甲對牛獻珠的觀點予以堅決回擊，認為建橋正當時宜，刻不容緩。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二十一，來自朝廷的朱批傳達到了甘肅:"該部知道。欽此。"至此，黃河鐵橋的建設工程正式得到了國家的認可。
在從天津到蘭州的數千里路途上，一條由火車、騾馬組成的運輸長龍，翻山躍嶺，風餐露宿，歷時近兩年，終于將全部橋料一站站轉運至蘭州……
鐵橋橋料全部由德國海運至天津，再由天津經北京、鄭州、西安轉運至蘭州，以鄭州為界，前一段有火車，后一段不通火車，所有橋料必須由畜力大車拉運。洋務總局事先在天津、鄭州、西安設立了三個橋料轉運點，同時選派干吏和護勇前往轉運點接收運送橋料。橋料運輸次序事先都做了精心而周密的安排，要求按照施工的先后順序依次運送，這樣，橋料源源而至，鐵橋次第施工，保證了工程進度。
天津追討多繳的運費駐津運料委員是張鐘駿，他要做的是按照泰來洋行提供的到貨明細單，在碼頭點收后，租存至碼頭附近，再租車運至天津火車站，由火車運至北京豐臺火車站，卸貨倒車待運鄭州。在此期間，為防止水泥受潮，還需購置數百面葦席和一些墊木，苫護桶裝的水泥。事情并不復雜，但與對方交涉溝通卻頗費心力，"日與洋人相辯難，心神交瘁。"為了節約經費，張鐘駿請升允致電駐津的直隸總督袁世凱，詢問子口稅是否可以免除。袁世凱回電稱:"甘肅鐵橋料件，情事相同，除完進口正稅外，運入內地，照新章仍應完子口稅。"并沒有給甘肅橋料進口免稅開綠燈。第一批500噸洋灰運往鄭州后，張鐘駿發現按當時的貨運章程，貨物裝載量達500噸以上的按專車對待，半價收費，顯然北京鐵路總局多收了一半的運費。張鐘駿即"馳赴北京鐵路總局，面謁法國總辦"，經過多次交涉，才追回退價銀2520兩(折合道勝銀票3000元)。
從鄭州始，最艱難的轉運歷程開始了。1907年8月初，橋料在鄭州裝車，車上插著黃旗，由護勇開始押解向西安行進。前兩個月還算順利，但情況很快發生了變化，光緒三十三(1907年)十一月初二，鄭州轉料委員麥方А六氨文致稟彭英甲，稱"連陰雨久，道路泥濘，不堪聞問。洛陽之西，新安、澠池、陜州，道經谷水鎮、張茅、硤石、觀音堂，數處崎嶇，素號羊腸，遇茲雨雪，艱逾蜀道。所發之車，前后幾近兩月之久，目下到陜者僅有十分之五。"車家怨聲四起，橋料運送十分遲緩。10月初，雨雪漸霽，道路相繼開通，所有車輛又復逶迤西進。但是十月中下旬，連降三天雨雪，洛陽一帶路面變成泥塘，重車寸步難行，車家叫苦不迭。中間還發生了車毀人亡的事故。
自天津運抵鄭州的第三批橋料，大都是些笨重超長之物，馬車根本無法裝運。接料委員與泰來洋行磋商，擬將一些大件拆開搬運。泰來洋行以拆卸會影響施工質量，"不能擔保固80年之責任"要挾，拆卸之議只得作罷。最后鄭州委員多方尋找大車，才陸續將這批橋料啟運。誰知，此時正逢盛夏酷暑，有許多運送橋料的騾馬都熱死累斃在路上了。最難運的是超重超長的6件天氣帽和9件天氣筒，最初，麥方А六氨文請木匠特制了4輛超大型車用以裝運。最后由泰來洋行派技術人員來到鄭州，用了半個多月，將這些特大件拆卸成零部小件，這批橋料才裝運上路。
西安整頓轉運秩序1907年7月18日，第一批1980桶洋灰運抵西安。駐西安接運料委員沈潮云、高鏡寰聯名致稟彭英甲，請求通知橋料所經的甘肅各州縣，對進入甘肅境內的車輛，派兵接站護送到蘭州。甘肅洋務總局隨即通知平涼、靜寧等沿途各縣，規定:陜西境內，由駐陜委員招雇護勇押送;甘肅境內沿途州縣，由選派的兵丁、干役協同縣役、營兵小心照料，以防不虞。隨后，在西安至蘭州的千余里路途上，一批批運載著洋灰、鐵件的騾馬大車逶迤而行。每一批都由數十輛大車組成，這些車分別來自好幾個大幫，如王大幫、公大幫、喬大幫等。出發前，每輛車的車主姓名、所裝貨物名稱及數量均被做了詳細記載，所有的車上插上一面黃旗，作為標志。運輸過程是漫長而艱難的，有的車壞了，有的騾馬累倒了，加之風雨雪霜，這些出行時整齊壯觀的隊伍，漸漸散了，亂了。
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十一月十一，委辦平涼統捐田必嘉致稟彭英甲，稱自西安到蘭州的"兩批車輛，均另搭有客人、貨物。"同時由于"車輛一批分作數起，或前或后，入甘后營縣會同護送，兵役往返維艱。"甘肅洋務總局隨即致札西安橋料轉運委員，要求以后發運料件，不準車夫私搭客貨;每批車輛，務須聯絡而進，不準或前或后，對違規車夫將"從嚴懲辦，絕不寬貸。"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初十，甘肅藩、臬二司和洋務總局聯合向蘭州以東各州縣發出傳牌，再次嚴令各州縣，"遇有料車擅自分批，首尾紊亂者，由該地方官提案訊責，未始非懲一儆百之道。"經過艱苦努力，宣統元年(1909年)閏二月十六，泰來洋行駐蘭經理開列一個收條，"所運橋料均已收齊，第一批至第三十六批。"至此黃河鐵橋歷時近兩年的長途運輸終告結束。僅運費就耗銀12萬4千多兩。
中國近代史上，甘肅人自主、自愿與西方人進行的此次純經濟、技術上的合作并非一帆風順，期間多有摩擦，但甘肅官員均能據理力爭，維護自己的利益，維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
1907年農歷九月，正當橋料源源不斷運往蘭州之際，洋務總局彭英甲得到消息，大工程師德克到黑龍江修鐵路去了，改由一個年僅20多歲的小工程師負責鐵橋工程。"二十余歲，豈能承修大工?"加之簽訂合同的喀佑斯也不來甘肅了，彭英甲十分擔心，怕因人員問題影響鐵橋的施工建設。他立即致電泰來洋行和天津德國領事:"現在二期料已啟程，請照合同與德克一并速來。喀佑斯原辦之人，非來監修不可。"三天后，泰來洋行回電說工程師和工匠已經啟程，但工程師是誰對方卻諱莫如深。直到十月初七，彭英甲才知道真正來的工程師是美國人滿寶本。彭英甲隨即致電德國駐天津領事館，嚴正聲明:"喀佑斯系原包橋工之人，德克系估橋工之人，二人必須來一人，辦事熟悉，兩有裨益。"但喀佑斯和德克始終再未出現，幸好滿寶本不辱使命。臨陣換將之事也就不了了之。1907年10月15日，一批超大超重橋料運抵鄭州，包括大天汽帽六件，大鐵機器柜兩件，其中有些橋料必須特制超大四輪車才可搬運。鄭州橋料轉運點不得不請木匠臨時造車。但是，鐵橋包修合同中曾明確規定，自天津轉運的橋料"每車不準超過1200斤"，"如有重大料件，難于運動，歸泰來洋行自運，甘肅不管"。彭英甲得悉情況后，立即電告鄭州橋料轉運委員，言明超重料件由泰來洋行自運，不用再造車輛。同時，他又電催泰來洋行:"不能起運者有鍋爐六件，每件重二千一百斤(附清單)，""故請貴行照合同辦理，勿誤要工。"泰來洋行卻謊稱得到張鐘駿委員的允準代為運輸，彭英甲在查實并無官員允諾代為轉運的情況后，立即照會德國領事館:"自轉運橋料以來，彼此事事皆照合同辦理，本局尚不敢稍有違約。望貴館即速告知泰來行，照合同自運是為主要。"在交涉過程中，部分超重橋料已運抵陜西，彭英甲權衡利弊，決定已運抵陜西的橋料，繼續由中方運輸，但他對各轉運點強調說:"嗣后，遇有1200斤以外之料，必須守定合同，問明泰來行辦理，勿稍違越原議。"德商后無計可施，只得按合同自運剩余的笨重器件。在整個橋料運輸過程中，泰來洋行始終尋找種種借口，試圖推卸責任，但都遭到中方的嚴正駁斥。
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駐天津德國領事致電甘肅洋務總局，電文中稱，橋料運送遲緩，將會影響工期，"至下年四五月間河水漲發，斷難竣工"，并認為這將給泰來洋行造成經濟損失，"所受之虧，按公理，本行不能承認，應索賠償。"甘肅洋務總局據理力爭，很快回電德國駐天津領事說:"運料未誤工作，三月開工及夏日停工，系因水大，此責任在泰行，于甘肅公家無干。"在鐵橋修建過程中，中方做了大量的后勤保障工作，對施工方給予了大力支持，確保了鐵橋的質量和工期，可以說黃河鐵橋的建成是中外技術專家和工匠共同努力的結晶。
1908年初春，鐵橋動工。白塔下黃河兩岸，搬運橋料的號子聲、鑿挖地基的鐵錘聲、翻砂拉石騰起的風塵以及蒸汽機和攪拌機等大型機械的轟鳴驚醒了蘭州的那個春天。由德商招雇來蘭的洋工華匠共69人，這其中包括美國人滿寶本、德國人德羅和華工劉永起等人，他們是鐵橋建設中的骨干力量。黃河岸邊第一次矗立起了鍋爐房等龐然大物，鎮遠浮橋為工程運料和施工提供了方便。浮橋兩側河水中，樹立起兩座高出水面的三角形工程架，工程架的頂端一條鋼絲繩穿越南北兩岸，牽引著河面上的工程船往來穿梭。澆鑄橋墩時，先將開口式箱子沉到河底，再豎上鐵管、鋼筋，由起重機吊運水泥砂漿進行澆鑄。四個橋墩，按照先南后北再中間的順序依次澆鑄。橋上為五孔穿式鋼桁架構，由南向北架裝。橋面上鋪設木板，木板上再鋪水泥、石子，后為保護鐵橋，遂鏟掉水泥、石子，加鋪了一層木板。
宣統元年(1909年)閏二月，正在緊張施工的鐵橋工地上鉚釘告罄，蘭州市面上洋鋼尺寸不夠，從天津再運，最快也得1個多月，泰來洋行德羅為避免耽誤工期，只好向甘肅省城軍械局求援，軍械局當即決定"暫勻二寸元四尺長洋鋼二三十斤，以敷要工。"宣統元年六月，施工中所用的爐齒、鐵輪等一些部件損壞，影響鍋爐的正常運轉。泰來洋行請求甘肅官鐵廠予以幫助，官鐵廠及時澆鑄了重達235斤的爐齒10件，鐵圈2個，使鍋爐及時恢復使用。 經過華洋工匠共同努力，鐵橋于宣統元年七月初四(1909年8月19日)，竣工通行。鐵橋施工進入尾聲時，護督毛慶蕃決定，在鐵橋南北兩端各添建一座中華傳統式古建筑--牌廈。
1909年6月18日，兩座牌廈竣工。每座牌廈均為三開間，雕梁畫棟，蔚為壯觀。牌廈前后共懸名人匾額四塊:其中由升允題寫"第一橋"匾2塊，分置南北橋頭;另有"九曲安瀾"、"三邊利濟"匾各一塊。為永久紀念這一偉大工程，在鐵橋兩頭立了兩塊石碑，由升允撰文記述鐵橋修建始末。鐵橋建成后，洋務總局還花了52兩銀子，請人拍攝了54張鐵橋全景照片，分送當時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有關部門閱存。
宣統二年(1910年)四月二十五，陜甘總督長庚就鐵橋工程用款上奏宣統皇帝稱，包括包修價、運輸價及各項支出費用，鐵橋"實用庫平銀三十萬六千六百九十一兩八錢九分八厘四毫九絲八忽"。
黃河鐵橋之所以能歷時近百年而雄姿依舊，離不開蘭州人民對鐵橋一以貫之的珍愛與保護。長達百年的相依相伴，黃河鐵橋已經深烙在蘭州人的心上，成了抹不去的記憶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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